【经济走势】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全球化”的正负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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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走势跟踪

智编导读

      “全球化”一词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自90年代以来的20年，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但近年来，“全球化”在一些地方受到了质疑，甚至一些逆全球化的参选者得到了选民的支持。全球化改变了什么？全球化为什么受到了怀疑？全球化会受到逆转吗？全球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是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16年12月号以“全球化、局内者、局外者”（Globalization，Insiders，Outsiders）为主题集中讨论了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和前景。我们在此对其观点进行摘录，供大家参考。

一、全球化的演进与面临的变化

全球化：新概念 旧现实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近年才出现的新词，但IMF新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告诉我们，市场、人员、理念和文化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并不新鲜。

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词出自上世纪70年代，用于描述油价上涨后的市场国际化，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近年来，全球化似乎进入上升期，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是如此，但这种上升仅仅是散布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众多时期和逆转之一。

全球经济危机教会我们，依靠对短期内的数据进行推断得出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结论。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特殊及异常程度，也没有意识到全球互联的复杂性。意外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开始关注在更较长时期内所形成的模式。成熟且持久的模式会突出缺陷，而这些缺陷有助于我们发现调整制度框架的方法，使全球化变得更加稳定、安全—且更加公平。

1. 过去的全球化

描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充满活力的全球贸易现已成为经济历史学家技能展现的一个标准配备（O’Rourke和Williamson，1999）。但是，这一个时期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插曲。考古学证据证实了罗马帝国的全球贸易影响力，当时的罗马货币不仅在这个永恒之城流通，还出现在了斯里兰卡和越南沿海地区。自此全球贸易和金融出现了众多的后续发展。在其中的很多发展过程中，古典时代和罗马全球化时代（和全球化规则）观念复苏，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成为文艺复兴的经济背景）以及18世纪出现经济反弹，在此期间，改良后的技术和更加快捷的沟通（为英国和法国）打开了全球化帝国的大门。

技术和全球化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技术全球化”。蒸汽发动机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互联。在铁路机车中，蒸汽发动机开启了新的大陆，让农民可以为远离其家园的其他市场生产农产品。后来，轮船将各大陆连接起来，交通成本的急剧下降推动了市场的整合。交通的协调需要统一的信息，而电报可以传递市场所需要的信息——当1865年第一条稳定的横跨大西洋的电缆铺设完成时，跨越海洋发送电报成为现实。

由于印刷品和报纸等传播技术，人们能够增加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并将他们每日为生计而挣扎时所经历的严酷现实与富足、幸福的神话般的理想黄金国进行比较。因此，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承担巨大的艰辛，来完成这危险的旅程。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们通常认为，希望之乡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可能不会变成现实，但有可能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实现。

2. 安全阀——移民

而移民不仅仅是个人对更好生活状态的一种追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移民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释放了移民输出国的社会压力。移民为技术变革及贸易过程带来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技术变革及贸易过程使各类经济活动成为多余。通过移民，个体创造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机会。

在19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下，人口从欧洲周边非常贫困的地区（东欧、地中海欧洲国家和斯堪的那维亚）流出，提高了收入。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经济繁荣期，收入的提高非常可观。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有3000万移民离开欧洲来到美国；约有650万人移民到阿根廷，500万人移民到加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境外出生人口份额比现在还高。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捕捉到移民的政治动态—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逃离纳粹德国的政治及种族迫害的经历（Hirschman，1970）。移居他国（离开本国）越容易，对出生国的政治社会的承诺（忠诚度）就越低，并且表达思想（话语权）的需要越不迫切。当移民被阻止时，对话语权的需求就会提升。

移民接受国则表现出相反的动态。人口的移入不仅能提升忠诚度，还能带来经济活力。美国强大的企业精神—正如已故的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McCraw）所强调的—就是移民创造能力的见证（2012）。

有时，安全阀会转变人口的流向并造成其他地方的人口泛滥，致使人口迁移非常不得人心。对全球化的强烈抗议往往会攻击此前的移民安全阀，如今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3. 逆转——反对全球化历史性原因

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有以下几个历史性的原因。

1）首先是对陌生事物的简单心理反应。人们满足于彼此间的互动；他们逃避外来事物，在面对全球化的威胁和破坏时，想要寻求保护。

远距离贸易这个话题往往会以对非必要性奢侈品的谴责而告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中世纪基督教徒继任者托马斯·阿奎那都承认有些产品具有远距离交易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本国生产更加符合道德准则，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会破坏公民生活（Irwin，1996）。罗马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抱怨罗马到处充斥着来自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昂贵又毫无用处的进口奢侈品，诗人塞克特斯·普罗佩提乌斯也曾抗议说“骄傲的罗马因财富而堕落”。新教改革的重要人物—神学家马丁·路德，反对意大利奢侈品日益侵蚀德国本土的朴素的产品。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也是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英国税收和英国跨国公司的奢侈产品（茶）。

对移民的强烈抵制还与本土主义有关。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阻止中国劳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并要求所有中国人在抵达美国时出示职业证明书）。此后，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了多次修订（最终于1943年废除）。美国还通过了多项在更广泛意义上限制移民的法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一被总统否决。

2）历史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历史性原因：经济危机期间全球化崩溃瓦解。金融是造成国际联系不稳定性的最大因素。全球化扩大了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经济史上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与二战后20年间的有限金融互联相比，19世纪金本位一体化时期有更多的资本在各国之间流动。但在金本位下，也出现了更多的银行业危机。特别是1907年和1929年后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导致了新的民族主义热潮，于是人们把金融危机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影响。

3）第三种假设是金融市场的动荡或崩溃推动了对国际运行制度的探讨以及对全球舞台权力动态更加敏感。1907年的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经验，帮助我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影响及金融改变政治的方式。1871年后，世界金融体系主要以英国为中心，尤其是伦敦。1907年10月的大恐慌体现了快速发展的新工业力量（特别是德国和美国）以及对使用金融力量的渴望。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由于对现金的大量需求导致利率飙升，增加了对黄金进口的需求。但这次危机也导致其他国家的利率飙升，给埃及、意大利、瑞典和德国的银行—几乎全世界的银行都造成了压力。

1907年的经历让一部分美国金融家确信纽约有必要制定商业贸易制度，就像成熟、兴旺的伦敦市场那样，以同样灵活的方式确保金融交易的安全（Broz，1997；Eichengreen和Flandreau，2010）。其中，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就是推动美国承兑市场（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常用于金融进出口业务）发展的核心人物。沃伯格是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设计的主要参与者。他的弟弟，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曾是德国独裁者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顾问、汉堡知名银行家，后也移民美国。沃伯格两兄弟都是银行家，他们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大力推动德国和美国的机构发展，旨在打破英国主导的工业和金融垄断。他们确信德国和美国将逐年强大，而英国将逐渐衰弱。

4）第四，全球化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局面，从而引发政治紧张，因此战争爆发，破坏了全球互联性，同时全球联系也是应对缺陷和战略相互依存的对策。来源于法国法律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传统思想将商业视为和平的源头。19世纪伟大的英国自由贸易家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对于“和平理念”最著名的描述来自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1931），即“无形的经济力量将武器的力量化为泡影”。安吉尔的目的是展示经济相互依赖给统治和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从中看到了与罗马模式帝国主义的根本性区别，罗马模式依赖于对受统治人口的朝贡的榨取。“罗马不必建立市场，也不必为她的资本应用寻找一个领域。但我们需要。”

但是，相互依赖实现了一种可能，即将系统性破坏的威胁用作权力政策的工具（Lambert，2012）。全球化世界中网络的复杂性及网络传播影响的方式使其成为权力斗争的理想工具。然而，利用网络权利的策略并不简单：破坏的威胁很容易反咬破坏者一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都曾实践过战略性破坏。英国对德国挑起战争，严密封锁海峡，1917年德国向英国发起了无限制潜艇战，但这两个国家的战略都适得其反。最终，两败俱伤。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4. 全球化的经验

在全球化周期的每个阶段，我们往往依据当前的发展来进行推断，并认为这一特定的阶段会永久性持续下去—无论是信心满满的上升阶段，还是停滞不前及痛苦愤怒的衰退阶段。当上升趋势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方向的迷失和幻灭。

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中，一个与100年前相似的理由促使德国和美国银行家不仅产生了改革金融制度的想法，而且开始考虑世界金融及经济的新格局。虽然美国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震源中心，但由于其金融体系深厚且成熟，因此美国比其他先进工业地区恢复得更好。美国的经验促使亚洲和欧洲就如何赶超美国制度的成熟和稳健展开了广泛讨论，就像1907年后德国和美国试图从伦敦和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中吸取经验一样。

正如一个世纪前一样，世界各地都在专注研究社会不稳定带给我们的各种经验教训。随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比例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重点是在贸易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上世纪初，美国爆发了以纽约代替伦敦作为贸易承兑中心的争论，当前的中国正在复制当时的历史。

而欧洲学到的经验是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加安全的资产和更健康的政府债券市场，并将与美国国债相似的标准化欧洲证券设定为发展方向。这与百年前的1907年银行危机爆发时德国社会所作的探讨相似。当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统一国债为中心建造了新的共和国时，许多欧洲经济学家以及业外人士从中看到了美国早期经验的价值。但标准化的债券需要欧盟内部的政治和宪法改革，所以恐怕难以周全。正如20世纪初德国证券的全面发展，最终还需要实现更加广泛的宪法化。

5. 零和博弈

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从2008年危机中习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冲突，各个大国在霸权主义斗争中进行零和博弈（Rachman，2011）。这场激烈的金融外交的目标是寻求美元的替代方案和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当然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2008年9月，为了对金融危机作出迅速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发表演讲，明显重演了上世纪60年代法国对美元过度特权的批判—美元凭借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受其他货币所受到的市场约束。2008年后普京的立场可以说是他对2008年教训的反思，否则很难从其他角度对此立场作出解释。2014年，中俄天然气交易的主要特征就是销售额未以美元计价—这同时满足了中国希望提升人民币重要性及俄罗斯希望在国际商务中减少对美元依赖的目标。在金融危机、毁灭性的战争和冲突过后，移民数量也会出现增长。

6. 希望的愿景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开幕时，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描述了他的愿景：“我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将焦点放在两个基本的经济公理上。第一个是：经济繁荣没有固定的界限。它不是会因分割而减少的有限物质。相反，其他国家越繁荣，每个国家所拥有的就越多……第二个公理是第一个公理的必然结果。繁荣，如同和平，是不可划分的。我们无法让它降临到一两个幸运的地方，或者把它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

“Globaliser”一词在法语中的含义不同于其在英语中的意义。法国人提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他们一般会用“世界化”（mondialisation）这个词。Globaliser的意思是在多个问题领域间建立连接：例如，证券和经济学，或更具普遍性的不同风险的评估之间的连接。二战结束时，为了创建新的和平秩序，联合国和跨国经济机构在审慎、均衡的原则下成立：五个最强大的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永久性成员国。这些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享有五个最大配额和永久性席位。但是，由于当时的苏联未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分裂，并且让小小的中华民国（中国台湾）首先占有了IMF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80年才取得席位。

政治和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结是1944—1945年间的唯一理想。但是，经济和政治竞技场的相继分裂使得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或者说变得无法解决。要实现这种联结，需要恢复二战结束时的精神和士气，制定一种制度方案—它既具备缓解经济危机冲击的技术工具，又能够将各国组织起来，就共同的行动方式达成普遍的共识。

全球化只会变化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保罗·沃尔克高级研究员及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题为“全球化重置——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的紧缩可能并不像预想的那么严重”的文章中指出，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人们都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20年是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在此期间，资本、商品、人员的跨境流动稳步扩大。1989年，柏林墙倒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两件大事之间，国际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比例从5%上升到21%；贸易占比从39%上升到59%；同时，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人口数量也增加了25%以上。

但是，今天的情况却变得更加复杂：跨境资本流动已经崩溃，贸易停滞不前，只有跨境人员流动仍在增长。上述情况是否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新时代是去全球化的时代吗？发生去全球化这样的逆转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历史上看，19世纪后期的快速全球化就曾导致20世纪早期的去全球化。但由于当前并没有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类似的灾难性冲击，历史似乎不会重演。深入研究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只会变化，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

1. 资本流动

首先来看跨境资本流动，因为这是去全球化论调中证据最有力的部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Lund等人，2013）的报告指出，2008年跨境资本流动下跌至全球总产出的4%，只有前一年峰值时的1/5。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之后，国际金融市场处于非同寻常的冻结状态，上述跨境资本流动的下跌以及2009年降到更低水平的情况都反映了这一状态。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金融全球化仍未恢复。因为根据麦肯锡最近更新的上述2013年报告的数据显示，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下跌至全球GDP的2.6%，而2011—2015年平均值仅为5.4%，只有2007年时的1/4。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可以将跨境资本流动划分为四个类别来一窥端倪。其中一类是跨境股票投资，即投资者在国外股票市场上购买的股票。2007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跨境股票投资略有上升。而另外两类流动——跨境债券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出现下降，但降幅不大。但第四类流动跨境银行贷款却出现了崩溃。其中，2015年跨境贷款净额实际上是负数，因为银行收回的跨境贷款多于借出的跨境贷款。通过合并这些数据，麦肯锡的计算结果显示，跨境银行贷款下跌占2007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下跌总量的3/4。

表1  2007-2015年全球跨境资本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跨境贷款回收是一种健康的修正。因为，2007年以前，两股狂潮同时推动了跨境贷款的不可持续性的增长：欧洲银行大量购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以及北欧银行向地中海周边国家疯狂放贷。因此，跨境贷款下跌主要集中在欧洲也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而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八年中，欧元区银行每年减少1万亿美元的跨境贷款，远比其他地区严重。

由此看来，金融危机之前几年的情况并不能作为衡量金融全球化是否正常或可取的合适基准。因为当时的跨境资本流动达到高峰，占全球产出的21%，反映出当时的雄心勃勃与轻信交织的异常状态，特别是在欧洲银行。但是，如果2005—2007年情况不正常，那么哪个时间段才是衡量金融全球化的合适基准呢？

首先，可以考虑2002—2004年这段时间。因为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即所谓的网络公司崩溃），随后几年又出现了美国次级贷款热潮和欧元区银行贷款狂潮，而上述三年正好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平稳期。这三年中，跨境资本流动平均占全球GDP的9.9%。根据这一基准，2011—2015年的新常态水平刚好是十年前老常态时的一半。所以，金融去全球化的观点可能是夸大其词。

但是，还有第二种答案。该观点认为，2002—2004年平稳时期的全球化需要程度甚至已被过分高估。自那时起，跨境资本流动已被重新评估。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理论上的优点仅仅是理论上的。例如，该理论一般认为，金融全球化可以让富裕国家的储蓄者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从而减轻其国内支付养老金的压力，同时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外来资本，让它们能够扩大投资，可以更快地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是靠运用国内储蓄，向外出口资本，而不是进口资本。所以，教科书上的金融全球化案例只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

另一方面，如果说金融全球化的优点在现实中难以捕捉，但其缺点却已变得非常明显。首先，全球资本倾向于在繁荣时期涌入小型开放经济体，从而加重过度投资和泡沫风险；全球资本在萧条时期又蜂拥而出，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这种现象导致中等收入国家试行资本控制政策。其次，跨国银行中有许多规模巨大、业务复杂、难以监管的贷款者，他们对社会构成了威胁，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存在上述风险，发达国家的监管者开始劝阻其银行的对外贷款，此举可能会极大地加重金融去全球化的砝码。福布斯、莱因哈特、维拉德克（Forbes、Reinhardt和Wieladek，2016）的研究表明，英国监管部门的劝阻相当有力，2012—2013年英国的银行减少了约30%的跨境贷款。

尽管不可否认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比过去要低，但称之为“去全球化”是否最合适，这还值得商榷。因为“去全球化”意味着退缩，更积极的说法可以是“更稳健的全球管理”。最后，监管部门采取的新的限制措施至少部分是对跨境贷款风险的响应，这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合理水平应该大大低于2002—2004年间的水平，当时的水平为全球产出的9.9%。假如最佳比率为5%，那么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水平就正合适。

2. 贸易萎缩

再来看全球化的第二种形式：贸易。毫无疑问，贸易从跨境活动中受益良多。比如，东亚国家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就是依靠出口。相反，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在贸易上偏好于自给自足，但这作为减贫措施来说，其表现并不理想。而且，根据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与郑宜珍（Gary Hufbauer和Euijin Jung，2016）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稳步扩张，使得美国国民收入每年增加至少1万亿美元，而全球贸易总收益也相应地增长。所以，与技术进步一样，尽管贸易可能扭曲收入分配，但全球化对总体经济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受进口影响导致的工人损失。因此，对贸易不平衡的正确应对不是保护主义，而是应该采取税收和支出政策将部分贸易总收益再分配给受到进口影响的群体。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再分配仍然不足，这主要是政策失误，而不是全球化的错。

因为贸易如此有益，可见当前的反贸易倾向是有害的。现在，世界贸易多哈回合谈判已告失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批准也面临不确定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定已经停摆。而且，通过选择离开欧盟，英国选民表示了对欧洲单一市场利益不感兴趣，或者说至少他们不愿意以接受移民为代价而加入欧盟。另外，美国最近的总统竞选运动也显示出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力度已降低，其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承诺将对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放弃了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

当前的反贸易倾向也反映在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长急剧减缓。具体来说，1990—2007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产出增速的两倍；而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却落后于全球产出增速。所以，与金融全球化一样，贸易倒退比雷曼兄弟破产危机的余波持续时间更长。从近期情况来看，2009年贸易占全球GDP的比率急剧下滑，2010—2011年又迅速恢复，但自2012年起开始停滞，最近又缓慢下降。

然而，与金融业一样，贸易减退对建设性全球化事业的打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其实，贸易减缓中只有小部分是因为大量出现的微妙的贸易壁垒而造成的，用赫夫鲍尔和郑的术语来说就是“微型保护主义”（microprotectionism）。IMF最近也研究了这种保护主义小幅抬头的现象，并认为其效果是“有限的”。所以，贸易减速主要还是由于统计要素的原因，这些统计要素其实并不应该解释为全球化的倒退，其中有些部分反映的一些变化反而证明了全球化的有效作用。

具体分析2014—2015年的变化情况。其间，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从60%下降到58%，相当于减少了4.5万亿美元。该降幅的很大部分只是统计假象，即由于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降低，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下降。其中2015年最为明显，当时原油价格比2014年降低了48%，虽然按桶计的原油贸易量实际上是增加的，但原油贸易额还是下降了8910亿美元（BP，2016），仅此一项就造成了2015年贸易占GDP比例下降了1/5。同时，铁矿石价格下降43%，小麦价格下降24%。所以，虽然这些价格变化使贸易看起来似乎在缩水，但是实际上却无关全球化的健康状况。

另外，如果生产地离消费者更近，贸易也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并非因为保护主义者对跨境商务的阻碍。例如，钻探技术的突破（“水力压裂技术”）就减少了美国对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需求。而且，亚洲制造供应链的成熟也有同样的效应。比如，中国过去要进口半导体等复杂元件来装配苹果手机等产品，而现在中国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可以在国内生产元件，因而减少了进口。因此，作为全球化的成功典范，中国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反而降低了其外贸依存度的某些方面，而且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最后，还有两个理由可以证明贸易停滞不是全球化的重大倒退，至少现在还不是。首先，世界经济越来越发达，自然而然就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方面的贸易更少，部分原因是服务行业有更高的贸易保护壁垒。其次，当前的经常项目失衡在降低，尽管更小的失衡是全球化更健康的标志，但贸易也可能因此减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达到其GDP的10%，这意味着其国内支出的不足需要中国创造相当于1/10总产出的净出口。但是，到201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已降至3%。因为中国现在花费了更多收入，所以没有必要必须出口原来那么多的产品。当然，在理论上中国可以出口更多，同时避免贸易盈余。但是，储蓄失衡降低也可能是造成贸易不景气的原因。美国和地中海欧洲国家的储蓄赤字已经下降，甚至中国的储蓄盈余也在减少。

总之，贸易明显得益于全球化。只有贸易壁垒最少才可以让各国生产者都集中于自己比较有优势的领域，通过全球竞争来学习并获得规模经济。所以，当前反对国际贸易的政策令人担忧，因为开放不足、竞争性不足意味着生产力提高缓慢，这将进一步减少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中产阶级收入减少却正是批评者对贸易感到失望的原因。虽然认为去全球化已经发生的人经常引用贸易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这些数据并没有证明存在令人沮丧的去全球化现象，至少现在还没有。

3. 移民增加

全球化的第三种形式是跨境人员流动，而近年来这一流动持续增长。从历史上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移民占全球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增长：90年代初，经济移民占世界人口的2.5%，而2000年该比例为2.6%。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移民的发展势头强劲，到2015年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达到3%。现在，有2.22亿左右的人在其出生国之外的国家生活。这表明移居国外的吸引力胜过了根植本土的心理收益，后者是指靠近家庭和文化亲近感。

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逃离战争和其他不稳定因素的难民潮的发展趋势与移民类似，这很可悲。虽然从1990年到2005年难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所有下降，从0.37%降至0.20%。但是，自2005年起，情况发生逆转，2015年难民比例上升到0.29%，仍比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比例要低，因为当时有数百万人逃离战乱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但是2015年的绝对数量比那时要大。2015年难民数量达2100万，高于1992年时2000万难民的峰值。而且，在国内无家可归的人更多。可见，战争和灾难等造成的迁移是全球性问题，且目前达到历史新高。

4. 积极因素胜过消极因素

马拉比指出，如果说全球化是跨境分享思想与资源的过程，那么本文的结论是积极的。虽然金融全球化已出现逆转，但其新常态可能更健康。其中，外国直接投资是最稳定的、知识密集的、富有成效的跨境资本流动，因为它让接受国的合作方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占跨境资本流动的份额更大。对于贸易来说，反对的政治气候的确有害，但最近的贸易数据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令人担忧。另外，跨境人员流动可能是全球化三个传统形式中最重要的，其增速一直超过人口增速。所以，如果说全球化的最终目的是让个人跨越国境寻找灵感和机会，或者甚至只是逃离国内的恶劣环境，那么全球化并没有减速的迹象。

但是，最让人有理由对全球化感到乐观的却是别的东西。因为在过去15年中全球化的第四种形式异军突起，尽管在柏林墙倒塌时它还不为人知。今天，思想、数据、新闻、娱乐都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全球共享，且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的跨境互动形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anyika等人，2016）认为，今天数字全球化对增长的影响力比商品贸易更大。因为数百万在实体世界中不具备跨国经营规模的小企业，通过加入网络市场而转变为出口商。另外，有9亿左右的人使用社交媒体与境外的朋友和同事联系。数百万的学生也通过虚拟课堂进行学习，由位于世界另一端的老师授课。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化的进程靠两大力量推动：科技和政治，前者让旅行和沟通更加容易，后者维系着开放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这两大力量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贸易自由化的突破，让旅行和通讯更加低廉。

不可否认，当前的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虽然科技仍在推动着整合，但政治上的阻力却在不断增强。目前，相对于科技的推力，政治上的阻力仍然较弱。所以，如果没有类似世界大战或大萧条的灾难性冲击发生，最好还是选择相信全球化会继续发展。

全球化的积极面和消极面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及公共事务教授艾伦·S. 布林德（Alan S. Blinder）认为，自从大萧条和二战曾暂时性但义无反顾地逆转全球化这一潮流之后，历史力量和技术力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在推进着全球化。而且这些力量还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决定如何实现全球化积极面的最大化，同时将其消极的一面最小化，因为这两面同时存在着。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自从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懂得，作为全球化典范的国际贸易既会产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那些国际贸易中的输家一直在抗击全球化，甚至在“全球化”这一概念尚未得名时就开始了。他们目前依然在抗击全球化，但是这样做早已不合时宜，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太在意他们的抱怨，正如我们钟爱贸易为我们所带来的收益一样。他们可能是特别的申诉人，而丧失工作机会则是他们所着力申诉的内容。他们可能希望暗中布局，让己方得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技术和贸易可能就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世界日益被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凭借才能、秉性或者可能单纯靠运气就获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而另一阵营则被抛在后面，什么也没有。弥合，或者更精确地说，缩小这一差距可能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强调说，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赢家的收益超过输家的损失。这就是我们都支持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基本原因。国家（实际上是所有国家）所获得的净收益，使从赢家到输家的补偿转移成为可能。从算术上看，这样做是可能的，在原则上，让所有人都成为净赢家。但在实践中，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发生。转移以及其他缓冲措施的力度很少能够将贸易的输家变为净赢家，即便是在社会保障优越的西欧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几乎从来不这样做。而且，补偿不足会产生两大主要后果。首先，贸易开放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那些具有高技能和高收入的工作者比低技能工作者更加支持自由贸易。这并非偶然：那些条件优越的人从全球化中的获益程度要高于条件较差的人。其次，贸易协定中的输家经常反对贸易协定，因为他们预计不会从中获益。

因此，在为贸易的输家提供更多帮助方面，就存在公平做法（不平等程度较低）和政治经济做法（更重视贸易）这两种做法。怎样实现呢？具体的答案因国家而异。那些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通过更为牢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广泛且有效的工作再培训计划以及高压力的劳动力市场等——来帮助其劳动者应对经济变革的国家，可能并不需要专门为帮助贸易受害者而制定计划。不过其他国家可能需要。

国家所获得的净收益，使从赢家到输家的补偿转移成为可能。美国恰恰是属于后一种类型。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于1962年推出，其目的是为那些由于国际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专门的安全保障。但是，只有非常少的失业工人从中受益。同时，该计划也旨在帮助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如通过在再培训和向其他地方迁移方面提供帮助。不过TAA在援助和调整之间似乎更倾向于援助。而其他想法，如工资保险等，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但依然尚未被采纳。

美国近期在总统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不但是一个重要迹象，也非常具有反讽意义。说其重要，是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依然保持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如果美国不承担责任，谁会去承担呢？其反讽意义在于，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似乎特别容易获得巨额收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全球的储备货币呢？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肩美国的市场灵活性、国内竞争力、经济创造性、创业热情以及勤勤恳恳对普通岗位的敬业态度？从上述特征以及其他特征，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美国是全球化的赢家。为了缓冲对输家的打击所制定的更好的机制，可以帮助整个国家获得这些收益。

双向车道——政策制定者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加强全球化

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认为，对全球化不断增多的疑虑和不满威胁着国际秩序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放缓，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这些因素都助长了不满情绪的滋生。

现在我们将政治和经济视为一条双向车道。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当前复杂的政治风险。但是，我们应对当今时代正在逼近的经济挑战——增长缓慢、收入和性别不平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技术以及人口的变化——所采取的方法将对未来的政治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的风险包括：

来自内部的威胁，诸如现在辩论中最为突出的对全球秩序的不满。对收入增长、失业以及社会混乱的普遍不满已经以惊人的速度颠覆了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政治。腐败、徇私舞弊以及治理不善等陋习破坏了人们对民主化进程的信心，并使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来自系统外部的威胁：恐怖主义、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难民潮；计算机黑客行为以及其他跨境犯罪。公司开始承担了重要的新职责。它们所编制的数据已超过任何政府；它们的运营不仅仅跨越了边境，同时还使用云技术；它们通过数据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

同时，地缘政治基础也在国际社会中转移。中国以及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强国在要求获得更多话语权，并采取行动建立多边机构，以更好地反映其在全球经济中不断提高的重要性。目前，包括IMF在内的机构正在根据当前出现的新情况作出调整。

现在不适合因循守旧，而是需要领导力和国际合作双管齐下。通过已成立的多边机构、G20和其他政治论坛，甚至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成立的机构，这些合作机制有助于实现全球化承诺并限制所产生的伤害。有效的合作将有助于领导人挫败其各自国家的民粹主义抵制。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通过合作而受益。   （完）

 （原载：《经济走势跟踪》2017年第3期总第1708期，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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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稿：林盼、董丽霞    审校：郭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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